于光远简介

1915年，在上海出生

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从北平调往延安

1942年，从事经济学的研究

195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6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国家科委副主任

1975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1977年，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研究所所长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2000年，担任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2013年9月26日，在北京去世

岳父：孟用潜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为生产力所决定，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何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先进，何种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也要运用这一标准。关于按劳分配理论，他指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

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他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还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于光远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继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

如今，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于光远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探索半个多世纪了。从早年感应时代的召唤，投身于民族解放战

于光远发表的学术著作与政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

《政治经济学》（1952）

《论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1955）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958）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上、下册，1977—1978）

《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1978）

《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1978）

《试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C、V、m》（1979）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丛书》（1982）

《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5）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卷，1980—1991）

《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

《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

《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

《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

《同伪科学至少还要

一、勤。也就是‘爱劳动’。眼勤、耳勤、手勤、脑勤，五官四肢都勤。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一个人只有勤，才能有所作为；

二、正。也就是直，正道直行。正直是大聪明，也是大道德；

三、坦。也就是真，说真话，做真事，就是待人坦诚，‘君子坦荡荡’嘛；

四、深。研而究之，探求本质，从现象到本质，从第一本质进到第二本质；

五、创。要有创新的强烈欲望和兴趣。要独立思考，反对陈腐，勇于冲破旧事物的罗网；

六、韧。孜孜不倦，坚韧不拔。要成功，勇是必要的，但须继之以韧性的战斗。目的尚未达到，‘我就跟你没有完’；

七、情。对人对事要有热情，心肠要热，不论看人看问题头脑要冷静，同时要有丰富的人情味。在人与人之间，应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爱，不要感情冷漠；

八、喜。也就是乐。我欣赏经常乐乎乎的性格。不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什么病痛，都要想得开，自找快活，不要自寻烦恼。”

不在乎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

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于光远是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而著称的。

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龚育之曾对于光远有过这样的评价：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可以说，这一评价基本概括了于光远为中国学术、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