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简介

1930年11月生，吉林榆树人。194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研究生学历。副博士学位。研究员。1947年为东北行政学院学员、组织干事。1950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班主任、教员、党总支部书记。1951年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员、党总支部书记。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研究生班。1953年为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教员。1954年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赴苏联，入苏联莫斯科大学财政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59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干部。1960年下放任上海市南汇县惠南公社副社长。196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货币流通处、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196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综合处副处长。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任财政部办公室副处长、负责人。1976年在河北省固安县“五七”干校劳动。197

1930年，刘鸿儒出生于东北吉林省榆树县，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家境贫寒。刘鸿儒12岁那年，从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虽然成绩名列前茅，却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为求生计，刘鸿儒做学徒工，被招入日本开设的兵工厂的“劳工营”，成为一名小焊接工。因为年纪小，而且经常吃不饱，睡不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破旧的棉袄用铁丝往腰间一束，就跟在大人们的身后随他们一起干活。这一状况直到日本投降后。在刘鸿儒学徒时吃了很多苦，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刘鸿儒又继续进入北安高中学习。后来因为参加土改革命，刘鸿儒没有全部念完高中课程。1948年，刘鸿儒来到哈尔滨参加工作，进入东北行政学院，在法律系做教学辅导和行政管理工作。这所学校后来与哈尔滨大学合并，成立了东北科学院。1948年随着解放军解放沈阳，这个学校名字又恢复为东北行政学院。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北行政学院辗转迁到长春，改为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厦门举行的“2008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高峰会”上表示，2008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定义为“股权投资基金年”。并且论述了国有企业将是PE主力军。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经过高速增长后遇到经济转型需求的时候，其背后的推手离不开发达的资本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年中持续高速增长以及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全球私募股权基金不断涌入，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从诞生开始就被各种疑问和争论所包围，是“热点中的热点”。

刘鸿儒说，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的迅猛发展有其深刻的原因：在过去两年中，国内股票市场高度活跃，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仍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所以尽管目前国内股市处于调整阶段，但A股市场仍成为多数企业首选的上市地。相应地，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成为最受国内企业欢迎的投资对象：另一方面，在很多极具投资价值的领域，外商投资还受到法规的限制，这也迫使这一类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只能寻找人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退休后的刘鸿儒，很是恰当。资本市场一举一动总关情，只不过方式有了变化，在任上，刘鸿儒以一线监管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卸任后，他以一名学者、专家的身份为其摇旗呐喊。

离职后的刘鸿儒继续担任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还在多个民间组织任职，在大学兼任教授，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出版多种金融学术著作。作为“五道口”——中国金融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教父”地位在当前的金融界可以说是无人与之比肩。

离开证监会时，得了个亲切中蕴含无限敬意的称号——“刘头”。

一、中国股权市场快速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刘鸿儒认为，从风险投资进一步发展到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股权市场的发展速度目前来说是最快的。这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客观上需要股权的投资和转化。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培养上市的公司数量越来越少，而有潜力的企业需要私募股权基金大力支持和培养，使其成为有影响力、有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

二、发展私募基金条件逐渐成熟

刘鸿儒认为，中国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需求和条件已逐步形成，首先是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在逐步完善，包括新修改的《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中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矗与此同时，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全流通问题的解决等，都使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完善和规范。刘鸿儒同时指出，中国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条件逐渐成熟，但是在发展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曾任中国金融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首任院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30多年来，结合实际致力于有关金融政策、货币流通理论、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有专著8部，译著2部，主编著作20部，论文300余篇。

《社会主义的银行信贷问题》（刘鸿儒与玉兰合著中国财经出版社1964）；

《社会主义的货币与银行问题》（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

《漫谈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同前1987）；

《金融调：控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经济大辞典·金融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中国金融百科全书》（主编之一，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主编，中国科技出版社1987）；

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中国财经出版社1965），等书。

在《红旗》、《人民日报》、《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1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