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简介

(1881年-1976年)，中国银行家、中国近代旅游业创始人。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他读私塾数年后，去一家报关行当学徒，刻苦学习英文，后考入汉口邮政局。22岁随中国代表团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会后留学美国，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1909年毕业后即回国。办南洋劝业会初露才华，被江苏巡抚程德全任为江苏银行总经理。由于自己的改革主张不能实现，毅然辞职。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从最初的10万元发展到后来的500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由此登上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宝座，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领袖。1923年8月，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旅行部”，1927年该“旅行部”独立挂牌注册，并易名为“中国旅行社”。这是中国近代旅游企业化的标志。1927年他又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

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

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

上海银行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陈光甫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陈光甫是一位贡献卓越的著名银行家。他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当时上海银行的门面是很小的。资本名义上是十万银元，实际上仅凑集了七万元。人员仅七人，规模很小。陈光甫任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晚上回行还亲自为青年行员开班教书。而该行发展之迅速，在我国银行业中，却是首屈一指的。

1917年，该行专门设立储蓄处，除仿效钱庄搞往来存款外，特别致力于小额银行储蓄存款的吸收。该行以"信用巩固，声誉卓著，提倡俭德，服务周到"为招徕，特别注意加强对顾客的服务，如提出"服务顾客"、"顾客是衣食父母"等口号，来促进行员的服务态度提高﹔要求行员对顾客要有礼貌、要和蔼，"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果行员得罪了顾客，那就要受到一定的训诫。后来甚至规定，行员在柜台上不能吸纸烟，因为这是不礼貌的。当时一般钱庄对小额存款看不上眼，特别是对银元存款，是不给利息的。而

上海银行从办储蓄所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从1915年的存款为一万八千八百余元，到1921年即达一百十七万元，1933年达三千三百三十万元。该行储户很多，而且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储户。这是一笔非常稳定的存款，可供银行投资运用，准备金也远比活期存款的为小。陈光甫曾经说过，"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就是说，银行仅凭信用，就可以聚积社会不少资金，以供工商行业使用。我国各银行所收储蓄存款之数，无怪乎当推该行为第一。

在一般存款方面，该行除了办理钱庄式的往来存款以外，还开办新式的活期支票存款，开当时风气之先。这种活期支票存款实行柜员责任制的服务方式，就是由营业员负责验票、收款、付款，不像许多银行把验票与收、付款分开。实行一人负责的优点是，便利顾客，免得顾客跑两处。柜台人员因为经常与存户打交道，对于支票印鉴一看即知，一般不用再对印鉴，职员认识顾客和了解顾客的信用，对于经常往来的存户，还能做到不验印鉴和不看结存，即可付款，提高效率，能够博得顾客的好评。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往往多属于上海银行首创。虽然严格地说，这些做法，有悖于制度的贯彻，但是从为顾客服务的精神来看，仍是值得称道的。

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进江西、浙江，直逼上海。以陈光甫和虞洽卿为首的“江南财团”予以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陈将上海银行相继迁往法租界和香港，并及时在西南组设新机构。他曾作为政府代表，赴美国洽谈对华援助事宜。抗战末，跟美国人合作在美组织公司，试图引进外资，未果。1949年，陈光甫出走香港。其时，周恩来曾委托黄炎培请他回国，他未从命。其后几经周折，“一事无成”，于1965年定居台北，直至逝世。

上海银行以不到10万元起家，不到20年，从“小小银行”成长为私人银行中的大哥大；洋行学徒出身的陈光甫，成了20世纪前半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其原因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时”、上海金融环境的“地利”、两个结盟兄弟当左右手的“人和”，肯定都有关系。又有论者单就银行管理而言，认为陈在上海银行里的“绝对权威”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注3〕至于他个人的成功，“苦学”、“进取”自不待言，“志向”、“胆略”也的确出众。而他的专业精神、全无官商陋习的金融创新——诸如率先办理“1元开户”和“服务上门”、推行货物抵押放款、改革货币流通中陈规、开办国外汇兑等等，则被认为是更基本的条件。

过去百年间，称得上银行家的中国人不多。这不仅因为银行数量有限。史家指出：“20世纪的中国银行体系，没能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发挥其创造信用的职能。首先，中国的现代银行业是不发达的。1928－1937年间成立了128家银行，到1937年共有164家现代银行，其支行为1597家；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份的主要城市。其次，抗战前发展起来的现代银行体系，被扭曲成了一个主要为一直负债的政府筹措资金的工具”；这个由（中央、交通、中国和农业）“四家政府银行居统治地位的集中化的银行结构体系……其总目标就是实行‘经济控制’；而控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不是为了经济改革和发展，而是为了武力统一中国提供资金”〔注5〕——在如此“银行结构体系”中的佼佼者，或许并不值得夸耀。因此，我也很难从诸如“善财童子”钱新之、“新型银行制度的创立者”张嘉璈以及“爱国金融家周作民”等人当中，再加选一位列入榜上。经反复比较后，我选择陈光甫，乃

我国的旅游业起步较晚，它创办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是由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先生首创。

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旅游业还处于空白，其时旅游业务皆由外国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揽，如英国人经营的“通济隆公司”、美国的“通运银行”等皆设有旅行部，这些银行在上海、香港等各地的分行，也设有旅行部，包办中外旅客一切旅行业务。这些旅行部还发行旅行支票，时人称为“通天单”（在当时军阀割据地币制不统一情况下，可通行使用）。当时政府对旅游业素不注意，更无人想到收回此项外溢之利权。

一九二三年夏，颇负盛名的金融家陈光甫在香港拟往云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见该社售票处的外籍职员与一女子笑语谑声地交谈，陈静立良久也无人理采，乃废然而退，转往通运银行购票。途中他思潮起伏，遂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的旅行社，并即搜集有关书籍资料带至船上阅读。当时全国教育会第九次会议定于十月二十二日在昆明举行，各省代表均须集中上海经香港转越南乘滇

商业奇才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其本人在国内外的声望，也令他成为国共两党竭力争取的对象。

陈先生与当时及现今一般民营企业家不同，恪守“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哲学，对权力若即若离，也不服从乱命。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曾命令武汉银行界停兑现金，他为了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陈痛感北洋军阀腐败，又反对共产革命，仍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曾积极为之筹措军饷。蒋介石几次请他做官，却都被推辞了。国民党上台后，宋子文开始以官方参股方式控制民营银行，陈不得不利用与孔祥熙的交情谋求自保。

遇到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陈光甫仍以大局为重。1935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恰逢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他应孔祥熙之请赴美，与美财长摩根韬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稳定了国内金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急需贷款购买军火，他于1938年接受蒋介石的使命再度赴美，与摩根韬谈成2500万美元的“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