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简介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学诚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其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每日诵读仅仅百余字，就又得病中止学业。仅十四岁就已经娶妻，当时对四书的学习还没有完成。

乾隆七年（1742年）章镳中进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也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有治史学的才能，大言不逊。然而，当时他的史学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章学诚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章镳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章学

章学诚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其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

在《文理》中，章学诚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

强调史意

章学诚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此外，他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阐发史意

他把阐发史意

《中国史学史》：会通古今史事为一书，章学诚推为百世宗师者，宜其不满于班氏之断代史也。郑樵、章学诚二氏，皆尊通史而鄙断代，樵所自造，已难满人意，而学诚更不能自造一史。

梁启超：①实斋（章学诚）以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名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②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

钱穆：章学诚要说六经皆史，这实在是一极大的发明。

金毓黻：吾于古代，取马（司马迁）、班（固）为作史家之权舆；兹于近代，又取刘（知几）、章（学诚）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

父亲：章镳。

母亲：史氏。

章学诚墓在浙江省绍兴县福全镇方坞村章家田头。章学诚卒于1801年，与其妻妾合葬。墓址占地两亩余，东南向，墓平面呈圆形，四周以块石砌垒，墓高2.5米，直径6米，墓前竖碑，高3米，宽1米，两侧立石质望柱，墓周有石围栏，高1米。墓道前端有界石两块，呈四方形体，高2米。墓已于上世纪60年代被当地村百姓拆毁。

章学诚故居，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区辛弄1号。故居系清代建筑。坐北朝南，三开间屋面。过天井为三间楼屋。后门面塔山。后墙东与北墙西南各有界石一块，上刻“章界”二字。为绍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