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简介

张荫麟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并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年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

1934年，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1935年4月，他与伦明之女慧珠结婚。暑假后应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出“上古篇”，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而其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不愧，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

1905年张荫麟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

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

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

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

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或曰，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钱锺书《槐聚诗存·伤张荫麟》自注）。然而，数十年后，梁、钱之名播在人口，知与不知，皆要唤他一声“国学大师”，荫麟之姓字却浸久无闻，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

广受大师敬重

大师们敬佩的人却不是大师

张荫麟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享年仅三十七岁。然则其名不彰，以其命短？似不然。短命而享大名者，前有李贺（二十七岁卒），“诗鬼”之光炳耀千年，同时有徐志摩（三十四岁卒），“情圣”形象迄今深入人心。难道，诗人天生具有名誉优势，史家入行便已注定身后萧条？是又不然。陈寅恪是史家，尝赋“共谈学术惊河汉”之句，对荫麟揄扬甚至。陈氏著作之专门难读远甚于荫麟，且生平不作通俗文字，而今日学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无数千万的战士，是他们的血和生命，换取了民族的解放。这些战士，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功绩被少数人所篡窃了。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另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人物，他们坚守着岗位，忍饥受寒，吃下去的是草，却用奶来养育下一代的成员。他们被贫穷、被疾病所侵蚀，放下笔杆，永远不再说话了。如今，这些人的名字也渐渐在湮没中。

在后一类人物中，我的朋友张荫麟是其中的一个。

荫麟死去已经四周年

在他死后的两星期，在昆明的朋友曾经有过一个追悼会，此后几年似乎大家都不想得起这个人了。

在他死后的一个月，我曾经写信给浙大张其昀先生，表示愿意替荫麟整理并出版遗作。张先生回信说，这些事浙大都在做，无需重复了。不久之后，张先生去美讲学，隔了两年，张先生回国，荫麟的著作似于毫无消息，到今天还是如此。

荫麟生前已刊的书，为青年所爱读的《中国史纲》，被某书店所盗印。这书店的主持人似乎还是荫麟生前的同学。为了这个问题，我

张荫麟，除了一本未完成的教科书，张荫麟似乎再没留下什么。那是一本不到16万字的小册子。最初由于笔误，曾署名为“杨荫麟”。1935年，他应当时教育部之邀，为高中生撰写历史课本。

这本不是什么难事，尤其对于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而言。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位教授：与夏鼐、吴晗和钱钟书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被吴宓称为“梁任公第二”；梁启超首次与他相见，也赞叹为“天才”。但这位学者却郑重地为此请假两年，专门编写此书。区区一本高中教材，动用的阵容可谓豪华：在原先的计划里，张荫麟执笔汉以前，吴晗负责唐以后，并邀请王芸生、千家驹等撰写专题。张荫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名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以至几十年后一位网友形容这部历史课本是“好莱坞大片”，“看起来一点也不

第一，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张荫麟认定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从哲学上的一般价值观说到社会价值，就会必然引出历史的效益问题，涉及到制约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读者。读者的重要性，可以在当代西方显学接受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当然，张荫麟对读者的注重只暗含在其理论与《中国史纲》的写作里，需要我们将其“演绎”和“解读”出来。历史的社会价值，或者说历史的效益，往往取决和依赖于读者的接受广度和深度，因此，“读者”应该是历史学范畴之内的因素，不应排斥于史学之外，而最能引发读者积极接受或消费，从而使历史学能够“推销”出去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艺术了。艺术的感染力最强，艺术表现的人类精神风貌最亲切动人。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即不能伤害历史的科学性。张荫麟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求美的问题，对马克思主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城里兼课，给一些广东学生补习英语。学生中有知名学者伦明的女儿伦慧珠。张荫麟苦恋其未果，后来，在张荫麟留学斯坦福期间，伦慧珠和他恢复了通信，两人在1935年四月结婚。

北京沦陷后，张荫麟辗转到了昆明，那时的他已经和心仪多年的另一东莞大儒伦明（1875-1944）之女伦慧珠结婚，并育有一子张匡一女张华。此时一个女孩就此闯入了他的感情生活。这个女孩就是容庚的女儿容琬。容庚比张荫麟只大11岁，和张氏亦兄亦友。在张荫麟学术活动初期，容庚多有提携之功，他主编的《燕京学报》曾多次刊发张氏论文。对于张荫麟和自己宝贝女儿的不伦之恋，容庚显然持反对态度，此后《燕京学报》再也没有刊载张荫麟文章。

容琬情窦初开的心,也已被张荫麟占据；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和张荫麟有通信、见面的机会,她的文章和译作都经过张荫麟精心修改,张荫麟历年来给她的片言只字,她都如获至宝般地珍藏着。对于

史家张荫麟写出《中国史纲》一书后，好评纷纷。

熊十力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王芸生称“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淹博，哲学的素养尤深。”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编辑部名义曰：“君资禀英迈，于文哲诸学靡不窥其奥要，尤邃于史，雅擅为文。生平著述凡百万余言。壮思泉涌，词锋飙发。其文赡，其辞丽，其识精，故其旨远。理致条达，笔端常恒挟情感，誉之者谓新会梁氏以后一人焉。”

张其昀说：“《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书价值，识者自有公评，即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