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简介

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七房桥五世大房产下男婴。该户男主人钱承沛为其取名“恩缲”，字“宾四”。钱恩缲即钱穆，而钱穆这个名字是他的兄长钱恩第于次年春替他改的。

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钱承沛为钱挚和另一个侄子从附近的荡口镇聘来一塾师。塾师寓居在钱承沛兄长家，加上塾师自己的儿子，共三人同塾。第二年秋，钱穆在父亲的带领下来也到了家塾，并在瞻拜完孔子像后从此开始了正式的求学生涯。

光绪三十年（1904年），荡口镇私人新创果育小学，分初、高两级，各四年。钱挚、钱穆两人被送往就读经过入学考试，钱挚入高等一年级，钱穆入初等年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去世前将教导两幼弟的责任托付给了钱挚与钱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常州府中学堂成立。钱挚所在果育高级四年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钱穆曾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及“人才教育”的问题，并且认为“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两者乃“互为表里”，其用意在于“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并且认为不仅大学教育当注重“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等教育为国家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在钱穆那里，包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国家教育都应该将人才教育作为自己的目的。易言之，我们的教育应该将“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细审钱穆有关培养目标的论述可知，“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由“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之“人”与“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才”两个方面组成。关于成人”，钱穆又将其分成了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的层次。关于成“才”，钱穆同样将其分成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通人’

陈寅恪：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杨联升：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严耕望：①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

钱穆早年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当年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他读中学时的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

钱穆逝世后，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在次日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做了极高的评价。文称“史学家钱宾四先生，以高年久病，终致因心脏衰竭亡逝；士林痛失宗师，即使非其故旧或受业门人，凡关心中国文化之延续者，伤感之情，自不能免。宾四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在于其终身以传承我固有文化为己任，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书，皆博大精深，贯彻今古”。并将钱穆誉为“现代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树立了当代儒家学者的典范”。

钱穆长兄钱挚子钱伟长由其教养成人。钱穆在台北去世后，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为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感恩之情，钱伟长送了一副长长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