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勋简介

常勋教授是我国知名的老一辈会计学家，是我国国际会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知名的注册会计师。享受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津贴。常勋同志是中国著名会计学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厦门大学会计事务所主作任会计师、厦门华厦学院院长。曾任福建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福建省委会副主委以及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顾问等社会职务，目前，还应财政部之请，担任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成员、国际会计准则中文翻译审核专家组成员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后继教育丛书编审委员等职。

常勋老潜心研究西方会计学发展脉络，凭借深厚的知识功底、敏锐的科学判断力和扎实的英语基础，顺应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抢先占领国际会计专业的制高点，成为我国率先招收国际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涉外会计人才。他每有新著发表，都对相关社会实践产生积极影响，如《现代西方会计》、《外商投资企业会计》、《高级财务会

常勋，1948年1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大学肄业期间至解放前，曾兼任新闻编辑和翻译工作多年。1952年调山东财经学院会计系任教员，1953年又调厦门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至今，并长期兼任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还担任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国家会计学院顾问、中国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丛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国际会计准则中文翻译审核组专家、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顾问等职。常勋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学发展新动向，清醒地预测我国会计师事业的发展趋势，并深以远的眼光和敏捷的思维，巧妙地把注册会计的工作、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于1988年主创建了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十年来，为了事业的发展，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假日和休息日忘我地工作。由于常老的言传身教，事务所规模不断发展，执业水平也不断提高，1998年事务所按照有关规定与厦大

常教授半生坎坷，遭受了21年多的不公正待遇。1958年因左倾路线迫害被迫离校，至1976年才重返厦门大学，在经济学院资料室任《经济资料译丛》的专职翻译和编辑。1980年，他的历史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并重返讲坛，后历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国际会计教研室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8年至1998年，担任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师。他还历任民革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民革福建省委第八届、第九届副主委，第十届顾问，福建省第八届人大常委，福建省第六届政协委员，福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副会长，第三届顾问等职，并任中国成本研究会第二届理事，第三届、第四届常务理事至今。

他是我国率先招收国际会计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除本校的教学任务外，还为我国海洋石油系统、外贸系统、厦门经济特区培训了数千名涉外会计人才；为国家教委委托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会计助教进修班以及世界银行资助的全国高校会计

1992年，时任市政协主席的蔡望怀提出要创办一所民办大学，并组织了一个筹备小组，当时是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的常勋是其中之一。

83岁的常勋回忆说，当时人们对民办学校基本抱着“不支持”的态度，华厦学院一度筹不到钱，也要不到地，筹备组的一些人退出了。

但是，蔡望怀决心已定，他开始物色校长人选。常勋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蔡望怀会“盯上”自己。有一天，蔡望怀亲自到常勋家，请他出任校长，常勋婉拒了。常勋在厦大有自己的事业——在涉外会计学领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的常勋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上世纪80年代初，他是国内最早涉足西方会计学的少数学者之一，况且，当时，他还组织着厦大会计师事务所。

蔡勋望怀毫不气馁，连去三次，常勋还记得，蔡望怀第三次到他家时，天还下着蒙蒙细雨。虽然十分过意不去，但是，常勋还是推脱说：我很忙，实在抽不出时间。蔡望怀说：我也不要求你整天办公，我会为你物色常务副校长。　50年代，常勋先生在成

80年代中期，常勋先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转向国际会计。1988年以他为主组织翻译的《国际会计》（乔伊、米勒合著）一书出版；1990年，他主编的《国际会计》问世；1996年他又根据国际会计的新发展，重新编写了〈国际会计〉一书。常勋先生在著述过程中，尽可能搜集代表最新发展动向的资料，广征博引，融会贯通，并处处注入他的精辟见解；他能做到要言不烦，深入浅出；既保持严谨的逻辑体系，又注意配合必要的例证；使读者易于掌握和理解。

常勋是我国开拓国际会计教学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是厦门大学受国家教委委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举办的全国高校国际会计和国际税务师资培训班领导小组的成员，亲自担任了三门主课的教学工作，并负责著名国际会计学家齐默尔曼和霍尔泽等教授来培训班授课的组织工作。在完成了先后四期的培训任务后，他参与了上报国家教委的总结报告的撰写，并承担了呈交世界银行报告的翻译工作，并代表培训班领导小组在世界银行专

1993年是民办大学的寒冬，当时爆发了三宗民办大学诈骗案，影响了民办大学的名声。不过，常勋说，那时厦门对待民办学校的态度还比较宽容。时任市长的洪永世给华厦批了50亩的地。

但是，常勋又遇到钱的问题，原本承诺给华厦学院捐款的人退缩了，前后只筹集到800多万元。而要盖一幢教学楼，至少需要1100万元。

房子一时半会是盖不起来了，开学的日期却马上就要到了。华厦只好先租房。特区第一所民办大学的第一个安身之地是当时新建的一所小学，它只有四个班级，空出一些教室。这样，华厦第一批300名学生就在小学教室里开课了。

华厦和小学原本的租约是三年，但是，一年之后，小学生源开始多了，华厦只好搬家，这回，他们搬到中学校园里——厦门一中五一楼正好因为要维修而空着，华厦就搬进去了。

当时，常勋时常想：如果一中再赶他们走，他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呢？所幸的是，洪永世为华厦批了300万元资金，这样，华厦的大楼可以动工了。常勋说，现在

华厦原本要取名为“鹭岛大学”，但是，人们担心和当时的“鹭江大学”混淆，于是，有人提出，取名为“华夏大学”，蔡望怀说，我们不要太自负，还是用“厦门”的“厦”吧，因此特区的第一所民办大学定名为“华厦大学”，后来改名为“华厦学院”。不过，和学费相比，这些波折算不得什么。

当时的人固执地认为，依据教育成本向学生收费是一种欺诈，因为教育只能是一种福利事业，民办学校只能参照公办学校的收费标准。而公办学校学生的收费仅占教育成本的三分之一，缺额部分由国家负责。但是，民办学校要找谁来填补这个空白呢？

当时民办学校学费的核准是实行“打折”，即如果你上报一万元，那么，就只能核准7000元或8000元。在这种政策下，一些民办学校就采用虚报学费办法。但是，常勋坚决反对华厦加入虚报的行列，他说，这不是在砸我们的牌子吗？

常勋开始了他艰苦而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他提出，学费中还应考虑到折旧和发展基金的储备等问题，否则，民办学校将

手头的钱盖完了楼，就所剩无几了，雪上加霜的是，1993年生源还有保证，但是，到了1994年，高中毕业生锐减，华厦又重新陷入困境。

常勋说，我们真是勒紧裤带办学，纸张是两面用，教职工一人兼多个岗位。2002年接替常勋的厦大原副校长郑学檬说，他来接手时，看到华厦一年的出差经费曾经只有8000元，他出差时只好从自己的课题经费里支取。

华厦最初的老师，绝大多数是从厦大聘请的，有的是退休教师，有的是各个系优秀的在职老师，几乎每位教师的聘请，常勋都要亲自上门。

从一开始，常勋就坚持认为，对于民办学校来说，学生的数量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这种数量是需要以质量为代价来换取的话，他宁愿丢弃它。他主张学校入学要有门槛，即使是在1994年和1995年遭遇生源锐减的困难也是如此，其次，要有淘汰制，也就是，每年都要淘汰一部分不合格的学生，学校退回他们的学费。

他的这项主张曾经引起异议。当时，学院不少人认为，本来就没有多少学生了

1993年在常老70岁高龄的时候，再次被委以重任，主持厦门市政协倡办的民办大学——华厦学院的筹建工作。他凭着对事业的执著与社会威望，在没有资金、没有校舍、没有师资，只有一张蓝图的条件下，他凭着对事业的执着，凭借自己的坚韧和智慧，人格和威望，吸收了一批财会专业的精英到华厦任教。并争取到市委、市政府和热心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几经努力，学校从只有30万元的启动资金到拥有5848.9万元的净资产，从最初只有三个专业的148名学生发展到拥有8个专业1200多名学生。一幢建筑面积为7343平方米的教学综合大楼拨地而起，一批财会专业的精英到学院任教，优秀的师资队伍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学院赢得良好社会声誉。1997年华厦学院被有关部门评为全国民办高校先进单位。1998年常老荣获全国民办高校创业奖。1999年参加国家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工业率高达85.7%，在全国民办高校中名列前茅。

就在有关各方酝酿为他举办从教50周年、注册会计师执业十周年庆典活动的时候，他的心思却在为学院筹集“名流图书基金”，他撰写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封笔之作《财务会计三大难题》并将此书进行义卖，共筹得资金65万元（其中包括他个人从未领过的累计10万元院长酬薪）。常老在书的序言中平静地写道：“我已着手准备从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和民办厦门华厦学院的领导层中退出来，在世纪之交把这两项我曾为之尽心尽力的事业移交给更有作为的继任人选。厦大会计师事务所即将脱钩改制，并已具备一定的业务基础，必将进一步发展壮大；华厦学院尚处在创业维艰的阶段，我退出校长之前，还有一个未了心愿，即为学院筹集50万元左右的图书基金（包括我历年捐款的校长工资累积本息10万元在内）……我已是74周岁的老人，但愿在有生之年，还能继续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注册会计师事业，作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常老这这一举动和无私奉献精神又一次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常老不仅是位学者，同时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出席出谋献策。他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指出，旧会计制度规定的外币业务处理方法在理论依据上存在矛盾，漠视汇率变动风险将给国家税收、企业财务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和弊端。这一观点在历时三年报全国性讨论中，被公认具有权威性。从而对90年代初，财政部决定会计制度“废旧立新”起到有力推动作用。他并就为企业松绑，股份制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积极向有关方面建言献策，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他对民办教育尤为关切，在有关方面征求关于推进社会力量办学和素质教育的意见时，针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思路的精辟见解，均被市政府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