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简介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赞修，官至连州训导；其父康达初，官任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康国器，护理广西巡抚，曾经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少年时期师从康赞修、朱次琦，他们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便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康有为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时跟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康有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就致力于科举考试和八股文。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梁漱溟披露了康有为两件关于古玩的丑闻：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当年开春三月，康有为从桂林由陆荣廷的老上司、师爷唐景崧、岑春煊的介绍前来明秀园拜会陆荣廷，期间在园内的“别有洞天”亭中举行了私人宴会。一次酒过三巡，康有为抬头看着亭子支架上挂的书有“别有洞天”的牌匾，打趣地问道：“‘洞天福地’是道教徒的热门熟语，您到底信道教，还是信佛教？”陆荣廷也望了望那块牌匾，摆摆手笑道：“我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就是当地人信奉的师公，我也不信！我只信牛教！”康有为感到奇怪，忙问：“世界上哪有什么牛教？！这到底是什么宗教呀

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于同年十一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闻讯极为愤慨，四月初，康有为约同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用一日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虽然书未递上，但这一行动在知识界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称“公车上书”，它标志着维新思潮渐变为政治运动。七月，筹设北京强学会，得到光绪帝和帝师翁同龢的支持。九月，赴上海，设上海强学会，翌年仍在广府学宫万木草堂讲学，他撰写多年的《孔子改制考》完稿，该书借“素王改制说”把孔子描述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又附会《春秋公羊传》“通三统，张三世”之

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

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1.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

小蓬仙馆是何人所建，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是道教羽士集资兴建。一说是康有为的祖父所建。尚有一说是曾任两广总督的叶铭琛奉父命所建。据有关部门和人士近几年的考证，小蓬仙馆应是康有为的祖父所建，以仙馆为名乃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以示高雅脱俗。同治六年（1867年）左右，年幼的康有为曾在此读过书。小蓬仙馆现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广州市内部控制文物保护单位。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成为戊戌变法策源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万木草堂迁至卫边街的邝氏宗祠（今广卫路附近）。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来学者众，遂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习惯上，人们将康有为在这三址所办的学堂统称为“万木草堂”。

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